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话题 » 内容详情

陶希圣最新娱乐体验_曾希圣文选(2024年12月深度解析)

内容来源：天津万源聚所属栏目：话题更新日期：2024-11-28

陶希圣

蒋校长一生有50多位秘书，其中表现较为突出的有4位：即陈布雷、杨永泰、陈方、陶希圣。蒋校长的这四大秘书，各有所长。陈布雷长于文笔，担任宣传秘书。杨永泰长于谋划，担任决策秘书。陈方文采斐然，担任公文秘书。陶希圣是中国社会史巨匠，担任理论秘书。四人职责不同，人生的经历也有很大不同。

毛泽东、周恩来和蒋介石都同时给了胡适同样的评价，只是表达方式不一，他们都一致认为：胡适是卖国贼。毛泽东说：“蒋反动派最多算半个卖国贼，但胡则是彻头彻尾的。”周恩来则说：“胡适直到生命的了结”，始终是“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服务的”。而蒋介石则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只有私情而无道义。”“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乃危害国家、危害民族文化之蟊贼！其人格等若野犬之狂吠。” 当不同阵营、不同性格的人，都对一个人评价出奇一致时，往往说明：他们的评价是公正的。那么问题来了，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的胡适，究竟干了什么事，以至于被大家齐刷刷地定义为“卖国贼”呢？主要有两点：第一，七七事变后，胡适劝蒋介石出卖东北利益。 1937年8月5日，胡适和陶希圣给陈布雷写了一封信，陈布雷是蒋介石的笔杆子。信中，他们根据当下的时局建议蒋介石说：希望“政府在决战之前作最后之外交努力，即放弃力所不及之失地。” 这里的“力所不及之失地”就是东三省，也就是刚刚被张学良弄丢的东三省。胡适让蒋介石承认伪满洲国，也就是承认东北是日本人的领土。具体是：建议将东北三省划给日本，承认满洲国，以实现中日亲善。蒋介石刚刚因为九一八事变承受巨大争议，此时张学良还替他背锅被软禁着，他怎会着胡适的道。他随即召开国防会议，把胡适他们的“求和”意见用讽刺语气讲了出来。不用说，其他的国民党要员也跟着讽刺，甚至骂胡适是汉奸。第二，组织低调俱乐部为大汉奸汪精卫打气。极少有人知道，抗战初期，南京有一个神秘的组织叫“低调俱乐部”，该俱乐部的成员是知名知识分子、社会名流和高级军政人员。这些人都普遍对日本侵华持悲观态度，他们是实打实的主和派，他们都认为：抗日会导致亡国灭种。而这个俱乐部的主要倡导者正是胡适，胡适利用这个俱乐部，任劳任怨地宣传不抵抗政策，不断给汪精卫打气。直到淞沪会战打响，中国人在与日本人的血战中失败，日本狂言三个月占领全中国。胡适才如梦方醒，意识到自己太天真。这时候的胡适，才告诉汪精卫等人：和比战要难百倍。随后，在惨烈的“淞沪会战”打响后，中国军队跟日本人浴血奋战，中国战败了。日本人狂言三个月占领全中国。在胡适自己主办的《独立评论》中，他明确说，他已经抛弃了以前的不抵抗主义和平论。仅凭以上两点，胡适的“卖国贼”身份就永远无法被洗掉，哪怕后来，他到美西方国家演讲，为抗战争取到了道义和经济支援，为抗战做了一定贡献，也无法洗刷他的这一卖国行径。那么问题来了，胡适为什么是这样的胡适？他的骨头为什么这么软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实际与他的成长环境有关，说来，他也是一个可怜之人。胡适的最可怜在于：他不到三四岁时就失去了父亲，由母亲一手抚养长大。男孩缺乏父爱会导致很多问题：没有男子气概、懦弱、没魄力等。这些毛病合在一起的集中体现就是：让缺父爱的孩子长大后变得极其害怕冲突。胡适是典型的“怕冲突”，他对人永远和善，且绝不会摆脸色给任何人看。他对待身边的朋友，尤其注意小心呵护，哪怕他们做了错事，他也会为了可能的冲突而给予支持。比如，他的好友徐志摩抢了老友陈赓的妻子陆小曼，两人后来要结婚找胡适做婚礼主持。胡适妻子江冬秀不肯，把他锁在家里，结果他跳窗逃跑前往证婚。他后来出轨曹诚英，人家还怀了他的孩子，他承诺曹诚英自己一定会与妻子离婚和她结婚。结果，他回家后刚提到离婚，江冬秀就拿出了菜刀，胡适吓得两腿发软，之后再未提过离婚的事。而曹诚英也在此后彻底看透了胡适的“软弱”特性，只得自己把孩子打了，另谋前程去了。胡适“骨头软”，八成是从小缺父爱的结果。说到此，很多人会反对，说：鲁迅和弘一法师李叔同也是很早就没了父亲，怎么他们的骨头都那么硬呢？说来，他们三个情况还当真不一样，鲁迅16岁才丧父，他在成长过程中是不缺父爱的。至于弘一法师，他确实是5岁丧父，可他有个比自己大十几岁的哥哥，自古长兄如父，他承担了教育李叔同的重任，也弥补了他那缺失的父爱。所以，他们和胡适的情况截然不同。到此，我们只能感叹：人童年、少年的遭际，对一生的影响当真太大太大。若胡适未曾3岁丧父，他的人生定会是截然不同的结局。一声长叹！

东方经济图书馆：战后经济研究的心脏东方经济图书馆，成立于1947年7月7日，坐落在愚园路521号。这是一座独立的花园洋房，建筑面积1680平方米，坐北朝南，采用砖石混合结构，共有三层。在抗战胜利后，邓葆光在上海接收了上海满铁事务所、日本工商会议所、日本大使馆等机构遗留的丰富图书资料，以及汉奸赵尊岳、梁鸿志、褚民谊等人私藏的珍贵古籍善本。当时，上海的《申报•经济周刊》和《新中华》，以及南京的《日本评论》和《时事月报》等刊物，大量刊载了研究日本政治经济的论文，这些文章成为沪、宁各高等学府及经济研究机关的必读物，引起了经济学界专业人士的高度关注。尽管东方经济图书馆隶属于特务机构，但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它依然成功保存了大量珍贵文物。邓葆光以这些图书文献为基础，筹建了东方经济图书馆。他在汇丰大厦设立了筹备处，并邀请了杜月笙、钱新之、周作民、荣鸿元、刘鸿生等海上名人组成董事会，同时聘请陶希圣和林斯德担任正副馆长。 1947年7月7日，东方经济图书馆正式开馆，隶属于东方经济研究所。2017年6月，东方经济图书馆旧址被公布为静安区文物保护点。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大家肯定都很熟悉，不过，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这句话是源于毛主席和蒋介石的一场“笔仗”。在1943年3月10日，国民党出版了一本书，叫《中国之命运》，署名是蒋介石，实际上是由陶希圣写的，但也体现了蒋介石本人的思想。这本书长达十几万字，概括起来就是说，只有国民党才能救中国，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中国必须要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实行“一党专政”。毛主席看过这本书后，就让秘书陈伯达写一篇文章，批判这本书。于是，陈伯达就写了一篇《评〈中国之命运〉》，发表在1943年7月21日的《解放日报》上。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广泛关注，也让国共两党发起了一场“笔战”，双方你来我往，互相驳斥对方的观点。一个多月后，也就是8月25日，《解放日报》又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很显然，这个题目就是针对国民党起的，是在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并不是单纯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到了10月，八路军的一位音乐家曹火星，还用这句话写了一首歌，就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很快就在各大根据地传唱了起来。到了建国后，这首歌更加受到欢迎，几乎家喻户晓，连学校也都在教学生唱这首歌。有一天，毛主席的小女儿李讷放学回家后，唱起了这首歌，毛主席听后，就对她说，这样唱是不对的，中国在共产党成立之前就有了，不能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应该改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从那以后，这首歌就改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直传唱至今。

尴尬的新洲区！很多人一提到新洲，就觉得是很远，很落后的地方。这是因为新洲县这个行政区没有历史，没有名气而造成。解放前的三黄，指的是黄冈黄安黄陂。旧时的老人知道这个的。新中国成立后，把一个若大的黄冈西边一部分，分割出一个“新洲县”。黄冈在历史上名气不小，分出来的新洲就让人不那知情了。近代李四光，林彪都是黄冈人，林彪的故乡林家大湾离新洲十公里左右，但不是新洲。旧社会1920年湖北督军萧耀南，蒋介石的文笔陶希圣，湖北省副省长水利厅长陶述曾(陶冀圣)，国民党将军徐源泉，内蒙古自治区书记王群，还有魏文伯…都是新洲人，但有的写的黄冈人。新洲区地处倒水河，举水河，沙河下游，土地肥沃，人口密度大，计划经济时是全国学大寨的先进县，优质棉生产基地。当时人民日报经常有报道，名气大。当然当时是黄冈的重点大县，割资本主义尾巴割的不留一根毛，所以新洲，特别是西半县很多古懂古物基本上拆完或者破坏完了。资源的透支，人才外流(全国各地都有)，所以现在的新洲被某些人瞧不起了。当年汉口四官殿码头每天有轮渡往返阳逻，阳逻承载着红安麻城新洲及黄陂六指甘棠的部分客运往来，阳逻码头很是热闹。随着时代的发展，阳逻最值钱的沿江成了武汉新港，硬生生的把沿江占领了，阳逻不再是新洲的了！新港线不修，桥隧缺少，如今又搞个长江新区，这下新洲真的尴尬了。 #质感创作人# #城市狂想# #国潮旅行季#

《唐宋帝国与运河》为何受赞？书名：《唐宋帝国与运河》作者：全汉昇出版社：重庆出版社去年在杭州的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带研学课，博物馆的内容在5月份做了大改动，备课的时候遇到了不少问题。于是，我买了两本书来补充知识，其中一本就是全汉昇的《唐宋帝国与运河》。运河的通与塞，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全汉昇认为，隋炀帝开通大运河，是为了让国家真正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即将北方的政治军事重心与南方的经济重心结合起来。大运河对唐宋两个帝国的兴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唐玄宗时期，由于关中地区粮食匮乏，政府经常需要将首都迁往东都洛阳。原因是洛阳到长安的运输极为不便。开元年间，改革漕运，采用分段运输法，并改进了洛阳以西的交通运输。江淮地区的物资不必在洛阳停留，直接到达长安。玄宗朝改革漕运后，运河的运输量达到每年400万石，支撑唐王朝达到了极盛。唐王朝平定安史之乱，也离不开运河。睢阳是运河的重镇，张巡死守睢阳十个月，使江淮得以保全。有人说：“贼所以不敢越睢阳而取江淮，江淮所以保全者，巡之力也。”韩愈也赞张巡：“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此后，藩镇割据，江淮藩镇归顺中央，唐王朝中兴；反之，唐王朝则衰弱。可见运河对国家的重要性。到了宋王朝，运河的地位更加突出，这与宋朝都城选址密切相关。宋王朝奉行内重外轻的政策，集重兵于中央，粮食消耗巨大。因此，放弃了形势险要的长安和洛阳为首都，而是选择了漕运便利的开封为首都。而后，宋王朝偃武修文，重文轻武，军队庞大却无战斗力，供养军队又消耗巨大。面对金兵南下一击即溃，致使开封屡屡被围。全汉昇在北大历史系读书时，师从陶希圣、傅斯年，并兼修中国社会经济史。他在1944年发表的《唐宋帝国与运河》一书，对我们了解都城与运河的内在关系、大运河的重要作用以及中国经济重心转移都有很大帮助。学术界更是给予了“千古不刊之作”的高度评价。年初四去湖南玩，从黄山开始就一直没座位，在车厢连接处站着看，站累了就坐地上看，乘务员不在就坐他们位置看，看得津津有味，没到长沙就看完了。

1947年7月29日，南京《中央日报》上披露调查结果，石破天惊。宋美龄打电话给蒋介石，用上海话骂“阿屎臭！”，意即丢人现眼了，被自家人的报纸给攻击了！《中央日报》文中指出，宋家的孚中公司与孔家的扬子公司，于 1946年3月到11月之间，藉政治特权向中央银行结汇三亿余美元，而当时的外汇存底仅有五亿美元。消息一经刊出，舆论大哗，群情沸腾。有人甚至要求蒋介石应该以唐玄宗舍弃杨玉环为榜样，处死宋美龄以谢天下。据时任《中央日报》的副总编辑兼采访部主任的陆铿陆铿回忆，对这一事件，当年国民参政会在南京开会时，参政员曾纷纷追问该案调查结果，财政部长俞鸿钧却支支吾吾、闪烁其词，表示要请示最高当局才能公布，结果引起参政会一片反感。当时在旁采访的陆铿对此也强烈不满，后来便嘱托同事透过特殊管道从经济部官员那里秘密取得了调查报告。由于当时没有复印机，陆铿就分发给多名记者分头抄写，作为新闻发排。宋美龄当时人就在上海，是从英文报刊上看到了这篇报道，不禁恼羞成怒，当即打电话给蒋介石，用上海话骂“阿屎臭！”，意即丢人现眼了，被自家人的报纸给攻击了！第二天上午，蒋介石在官邸召开会议。他问财政部长俞鸿钧为什么会把调查报告泄露给记者，并指示中央宣传部部长李惟果和中央日报社社长陶希圣彻底追查消息来源。那天下午，俞鸿钧派机要秘书黄苗子 ( 即后来的著名漫画家 ) 到中央日报社来找陆铿，但没有任何收获。在此之前，李惟果也在电话中向陆铿询问消息来源，陆回答说：“……新闻记者有保守消息来源秘密的义务。” 当天夜里，《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找陆铿谈话，仍然一无所得。陶甚至警告说：“人，只有一个脑袋，没有两个脑袋！” 陆铿则强硬回答：“我知道人只有一个脑袋，但是这个脑袋是可以不要的！” 无奈之下，7 月 31 日的《中央日报》以“孚中扬子等公司结购外汇之实数”为题发表文章称：“本报记载各该公司结购外汇之数目，有数处漏列小数点，以致各报转载时，亦将小数点漏列。” 一起涉及三亿多美元的贪腐大案，经过陶希圣处理，便成了只有 300多万美元小事。这件事之后，陆铿一直有坐牢的准备。8月上旬的一个早上，中央宣传部部长李惟果来到他家，陆铿以为要送自己入狱，没想到却被带到蒋介石官邸。见面之后，蒋介石还是追问他消息的来源，陆没有直接回答蒋的问话，而是慷慨陈词，痛陈对时局的看法。他说：在经济面临重大危机，通货膨胀极为严重的情况下，政府高官不管百姓死活，只顾大量敛财，实在是死有余辜。他说在前线采访时，前方的战士连喝水的水壶都没有，后方的豪门权贵却夜夜笙歌，穷奢极欲。他还顺便给蒋介石戴了一顶高帽子，“我为什么要用党的机关报来揭发要员的丑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说明国民党不同流合污，蒋总裁大公无私，因为他们都是你的亲戚嘛！”最后还表示愿意接受处分。没想到蒋介石却站起来说：“我什么人也不处分，我是什么人也不处分！”一场危机就此急转直下，逢凶化吉。陆铿事后认为，此事之所以不了了之，一方面因为引发了国际舆论的瞩目，蒋介石不好动手，只有谨慎处理；二是因为蒋先前怀疑陆铿牵涉党派纷争，与他见面后，才排除了这方面的怀疑。来源：《报人陆铿经历的两次文字风波》韩三洲

60年代末的时候，林某可谓春风得意，政治上非常活跃。而远在台湾的蒋介石，也在时刻关注着大陆的一切动向。看到林某频繁在报纸上露面，又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了接班人，蒋介石感慨万分，他在台湾一次中常会上说，他不相信林某会忠于毛泽东，这是为何呢？蒋介石的秘书陶希圣，曾经问过蒋为何这样说。蒋告诉他，可以查查1945年他们见面的情况。原来，这一年，林某到重庆给毛主席和蒋介石谈判打前站，林某专门面见了蒋介石。蒋介石发现，林某对自己毕恭毕敬，口口声声称自己为校长。蒋介石便问他，现在共产党内允许他这样称呼吗？林某立即对蒋介石说，他虽然在共产党内，但校长一定知道他将来能为国家做什么事。蒋介石就是基于这次见面林某所言所语，感觉林某并不是一个立场坚定之人。因此，他才说他不认为林某会忠于毛泽东。

他是蒋介石女婿，活到106岁被称“神秘老人”，真实身份出乎意料，被人们称为“神秘老人”的陆久之，他最后活到了百岁高龄。他在44岁时当了蒋介石的女婿，这个身份已经十分惹眼，不过更令人惊奇地是，他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那便是红色特工。他曾在敌人的心脏里战斗几十个春秋，是一个神出鬼没的战士。他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𘀤𚌢€反革命政变，二夜之间，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阴谋的枪声打响时，陆久之正在湖州会馆开会，他和与会同志冲出包围，转入地下。这时，国民党利用流氓头子陈群、杨虎，成立了一个“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指派杀人不眨眼的青红帮头子常玉清担任调查组长。这个“调查组”实质上是特务组织，他们像一群狼犬，到处搜捕革命者，对革命组织起着极大的破坏作用。于是，党安排陆久之打入这个组织，跟着这帮特务、鹰犬到处乱跑。不明真相的群众，对他侧目而视，有的认为；像他这样出身的大少爷，早就该清洗出革命队伍了！其实，陆久之是在自己人的蔑视下忍辱负重地干着营救革命者的秘密工作。 “工统会调查组”的一名特务密报：陈赓经常出现在新闸路某条里弄，于是组织了一个暗杀小组。但是，特务守候了几天，陈赓早已转移了地方。另一个特务汇报发现了向忠发隐藏的地点，但等到搜捕人员赶到时，已有人通知向忠发及时逃跑了。原来，陆久之得到特务行动的情报后，就通过三条地下交通渠道，用最快的速度向自己同志发出警告。敌人在多次发现被追踪的猎物经常失踪后，知道内部人员不纯。他们对陆久之产生了怀疑。1928年春节，陆久之突然被解雇。陆久之得知消息后，立即离沪去广州暂避。同船到广州的还有李国谌，他曾经是叶剑英同志的部下。两人借住在大埔叶剑英同志家里（在香港油麻地对面）。其实，叶家中除叶母及曾宪植同志外，尚有医务工作者柯麟寄宿。在叶家，大家经过研究，认为陆久之有官僚家庭作背景，敌人轻易是不敢下手的。因此，策划由曾任孙中山秘书长的连声海出面写介绍信给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赵铁桥，请他委派陆久之的工作。就这样，陆久之又回到了上海，当上了招商局的秘书兼《航业半月刊》编辑主任。陆久之利用工作之便，组织轮船招商局海员工会，酝酿发动罢工。 1929年6月，日本共产党总书记佐野学从苏联开会回国，途经上海，引起特务机关的注意。周恩来同志派当时上海地下党的一位负责人陈寿昌转告陆久之，要他做好佐野学的掩护保卫工作。这位日共领袖充作陆久之的老师，住在陆久之公馆里整整一个月零五天，后由组织协助转移。佐野学离陆久之家后十天，不幸在闸北被捕。由于发动海员罢工的失败，加上隐藏佐野学事件被泄露，陆久之于1930年1月，仓促出亡日本。在亡命日本期间，他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读研究生，又在铁道学校业务科取得毕业证书。与此同时，根据党的指示，陆久之还在日本东京参加共产国际东方情报站工作。当时夏衍、蔡叔厚及沙文汉、陈僵良夫妇都先后来到日本，他们经常碰头。凭借着各种关系，陆久之于1936年和驻日大使许世英累上交情，在大使馆当上了高级专员，而实际上仍在为党做收集日本军国主义的情报工作。直到抗战爆发后，他才随许世英回国到了武汉。许世英被委任为全国赈济委员会主任，陆久之成了该会委员。他对这个闲职不感兴趣，不久，听说蒋介石的一个亲信搞“国际问题研究所”，要派人到沦陷区搜集情报，经他积极活动被选中了。他立即来到日伪统治下的上海，又继续了“冒险家”的生涯。陆久之真不愧是一个神通广大的人。他利用留学日本的资历和与日本军人的特殊关系，打进了和日本海军有密切联系的“海安公司”担任经理。当时上海已沦为孤岛，日本人控制了一切，对从上海去苏北、青岛解放区的船只进行严密监管。但是，“海安公司”利用与日海军的特殊关系，能弄到海军经理部的许可证，把各种物资源源不断挟带输送到解放区。一个由重庆政府派来的秘密专员，公开身份又是和日本海军有特殊关系的公司经理，而实际上却为共产党做事。他的一举一动需要作多么精细的安排啊圈华灯初上。坐落在上海延安东路的浦东大楼，在敌伪时期是著名的“璇宫舞厅”，它吸引着大批流连在孤岛上醉生梦死的人们。这里，红男绿女翩翩起舞，年轻漂亮的歌女，嗲声嗲气地唱着靡靡之音。陆久之是这里的后台老板，他每天晚上到这里来和舞女们卿卿我我，还和汪伪官员、日本军官、工商巨子……各种各样的人在这里打交道。就在这风流场所，他搜集了党所需要的大量情报：另外在黄浦江边汇山码头，一个仓库管理员也每天为他搜集日本军舰调动的资料。他记录下有多少日寇新调来上海，又记录下有多少只船运骨灰盒离开码头。和汪精卫同时投敌的高宗武、陶希圣又背叛汪精卫秘密逃往香港了。陆久之立即把消息告知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站负责人，但却把详细的副本交给了当时地下党的负责人刘少文。不过再巧妙地伪装，也不可能没有破绽。一天，日本特务逮捕了陆久之，把他关进日本宪兵队的地窖中，严刑拷打，要他交代和共产党的关系。陆久之用流利的日语回答：自己是商人，不问政治，矢口否认和共产党有什么关系。陆久之的流利日语和谈吐，引起了一个日本看守的同情，他表示愿意为陆久之效劳。陆久之当即写了一张便条，托他带给平日有交往的日本朋友、海军武官府古川时太郎。得到这位日本朋友的营救，陆久之才脱离了魔窟。上海解放了，在敌人心脏里搏斗了几干个春秋的陆久之久围之，如今可以纵情地欢唱了。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又接受一项艰巨的任务：争取原国民党政府驻日代表团起义。于是，1950年春，他从上海出发到香港，再搭货船东渡。当时中日尚未建交，入境是困难的。好在陆老是“日本通”，一口道地的日语帮了大忙。党派陆久之去日本做国民党驻日本代表团的策反工作，是因为已经知道代表团团长朱世民看到蒋介石政府不得人心，没有前途，因此他在一些高级随从人员中流露出：“国民党大势已去，大家自己考虑出路吧!” 党认为争取朱世民起义是很有意义的。同时了解到陆久之和朱世民是湖南同乡，陆久之的一个叔父也在朱世民手下工作。谁知陆久之到了日本后，朱世民由于被特务打“小报告”已被台湾方面召去“述职”。朱一到台湾即险遭扣留。后来，他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侥幸逃离，回到东京，台湾已来命令，撤了他的团长职务，代表团起义流产了。朱世民后来流亡美国，但是他手下的主要成员吴半农、吴文藻、谢南光等经过陆久之的联系，后来都返回大陆久之参加了革命工作。这次东京之行，使陆久之终身留下了后遗症。由于他是一个没有护照的人，回来时仍然寻找了一艘货船，偷渡回来。一天，船还在海上破浪前进，突然一阵风暴刮来，陆久之从床铺跌下，头部撞到船上的铁器上，立即昏迷过去。所幸，没几天就到达香港，被送进医院。生命被抢救回来了，但由于脑震荡，平衡神经失常，双手痉挛，现在他写字和握筷也还打抖。回到上海时，吴克坚同志代表党向陆久之表示慰问：“你这是因公致疾，党是不会忘记你的功绩的!” 可以说，作为无形战线上的老兵，陆久之在敌人心脏里战斗了几十个春秋，为党和人民立下了卓越的功勋。不过阴差阳错的是，在1954年时，陆久之受到误解，被判刑十五年。 1962年，由于周总理的干预，他才被提前释放了，并被安排在上海文史馆工作。到了1966年，陆久之又面临了人生的又一低谷。直到12年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又过一段时间，陆久之才被宣告无罪，并当上了上海市人民政协的特邀委员。 1983年9月，陆老在香港的妻子蒋瑶光六十岁生日前，陆老被批准去香港探亲。蒋瑶光，出生于1924年，其生母因为一连生了几个女儿准备将她抛弃，国民党元老级人物廖仲恺的妻子何香凝在视察医院的时候听闻，于是当即给当时还是蒋介石妻子的陈洁如打了电话。陈洁如当时膝下无子，赶到医院见孩子白胖可爱，于是征求了蒋介石的同意，将孩子抱了回去，后来，蒋介石取了一个星座的名字给孩子命名，就叫蒋瑶光。抗战爆发后，蒋瑶光经好友介绍，嫁给了陆久之，就这样，一个蒋介石女婿的身份就安在了陆久之的身上。而陆久之本人对此也不甚介意，正好这个身份，反倒有利于他工作的开展。不过陆久之和蒋瑶光的婚姻，尽管旁人议论纷纷，也有些许争议，但也是有真情实意的。当时陆久之回香港探亲，去见蒋光瑶，曾有人猜测：陆久之苦恋祖国六十年，历尽劫波，心灵上还带着创痛，他将和妻子团聚，终老于香港或台湾了…… 但真正了解陆久之的人，却断言陆久之一定会回来的。果然，两个月后，陆老从香港风尘仆仆回来了。在香港期间，台湾的友人听说陆老到了香港，也专门来作说客，请他到台湾去，许诺高官厚禄。但陆老坚定地回答：“我自己10岁接触共产主义理想，追随周恩来，为革命奔波了半个多世纪，现在行将就木，再让我背叛自己的理想，这是决不可能的事！” 妻子和友人无法改变陆老的志向，也只好让他离去。 1985年，已经八十三岁高龄的陆久之，依然每天从早忙到晚，凡是他认为对党对人民有益的事，不计功利，总是尽一切力量去做。甚至大暑天的时候，他还照常每天去挤公共汽车，为老年人的福利事业操心。他似乎越活越年轻了，腰杆笔挺，步履稳健，看上去还只有六十多岁。当有人问起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你又不愁吃用，干嘛在垂暮之年，还起早摸黑，忙碌不停？” 陆老只笑笑，随口朗诵两句诗作为回答： “老骥雄心今尚在，愿将余热化光芒。” 2008年2月12日，陆久之在上海逝世，享年106岁，自此走完了传奇一生。

北宋时期，当金军攻打汴京时，秦桧是少有的主战派，坚决反对割地赔款，但到了后期，他却变成投降派，还杀害了抗金将领岳飞，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有名的大文学家，却在北平沦陷后投靠汪伪政府，变成了人人唾骂的大汉奸。从古至今，像他们这种意志不坚定的例子不计其数。民国时期，也有一位毁誉参半的名人，不过他与上面提到的二位刚好相反。此人就是叱咤风云的青帮大佬杜月笙。前期，他仗着自己的势力在上海为非作歹，抗日战争爆发后却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为战争的胜利做了不小的贡献。在杜月笙身边，有许许多多的兄弟好友。抗战时，他们中的不少投靠了敌方阵营，做了民族的叛徒。不过有一人始终跟在杜月笙身边，唯他马首是瞻，他就是万墨林。杜月笙按理说，能跟在杜月笙身边的人就算不是什么大人物，也一定是智勇双全，胆识过人的。但这个万墨林不但没读过什么书，甚至连字都不认识。那么，他的身上究竟有何可取之处，能被杜月笙一直带在身边呢？杜月笙跟万墨林的结缘源于一场施救。 1888年，杜月笙出生于江苏川沙厅，自幼家境贫寒，六岁时双亲离世，剩他一人孤苦伶仃。虽然父母临终时把杜月笙交给了舅舅照看，但舅舅一家也十分贫困，根本没有额外的精力和钱财照顾他。为了生计，杜月笙早早离开家乡，只身一人外出闯荡。少年时期，他曾在上海的十六铺帮忙卖水果，却因为品行不端，被老板赶了出去。杜月笙流落街头的杜月笙无处可去，在饥寒交迫中又生了场大病，好在被自己的一个远方姑姑搭救，把他带回了自己家中。在姑姑的细心照料下，杜月笙死里逃生，捡回了一条命。杜月笙虽然是个好赌的小混混，却十分重情义。被这位姑姑救了命之后，他始终把她的恩情记在心上，希望有一天可以有所报答。后来，杜月笙继续在上海漂泊，他讨过饭，也做过一些小买卖。渐渐地，也在上海闯出了自己的名号，认识了一些小混混。杜月笙跟着这些小混混到处坑蒙拐骗，因为手脚麻利，机灵圆滑，被青帮里的一位大佬陈世昌收为了干儿子，正式加入了青帮。凭着自己的能力，杜月笙在青帮越爬越高，还得到了当时的青帮头目黄金荣的赏识。黄金荣发达后的杜月笙没有忘记当年搭救过自己的姑姑，恰巧这位姑姑有一位儿子，因为没什么文化，始终找不到工作。杜月笙得知后，便把他的这位表弟收到了青帮。他的这位表弟就是万墨林，这也是他们二人结缘的开始。不过当时的杜月笙并没有把万墨林放在心上，一个目不识丁的小百姓，能指望他有什么大出息？于是，他把万墨林打发给了自己的老婆沈月英做下人，接着便把这个人抛到了脑后。沈月英万墨林虽然没什么文化，却十分有眼力劲儿，跟随沈月英后，把她的日常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深得沈月英喜欢。见万墨林做事认真，为人憨厚，沈月英便把自己的一个电话簿交给了他保管，里面记录的都是些跟青帮往来密切的大人物的号码。万墨林拿到这本电话簿后，没用多长时间，竟然把里面的190组号码记得滚瓜烂熟。一次，杜月笙要给一个警长打电话，万墨林连电话簿都没看，直接准确无误地背出了那位警长的号码。他的表现令杜月笙大吃一惊，想不到大字不识几个的万墨林竟然有这么好的记忆力。青帮此前，沈月英早就在他面前夸过万墨林很多次，杜月笙对他早有好感，于是干脆把他带在了自己身边。打那以后，杜月笙时不时就会派一些简单的任务给万墨林做，他每次都能完成得十分出色。杜月笙看出了他并非俗人，派给他的任务越来越复杂，甚至把自己的鸦片生意也交给了他打理。渐渐地，万墨林管理的事物越来越多，还当上了杜月笙的大管家。虽然杜月笙十分器重他，但万墨林此时只不过是杜月笙身边一个得力的助手，远远成不了他的心腹。杜月笙如果此时有难，那么杜月笙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撇下他。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开始。淞沪抗战时，杜月笙出资安置难民。上海沦陷后，他更是在蒋中正提出封锁长江的命令后，率先把自己的大轮船开往江面，凿船沉江，阻止日军的进攻。那时，他在上海有很强的势力，日军为了顺利攻占中国，几次三番地试图跟他合作。面对强权和诱惑，杜月笙拒绝了日军的拉拢。上海三大亨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国难之前抵住诱惑，抗住恐惧，做出正确的选择。杜月笙的好兄弟，与他和黄金荣并称为“上海三大亨”的张啸林，在上海沦陷后竟然选择投靠日本人，做起了背叛祖国的败类。上海沦陷后，日军急需一些有些势力的中国人帮自己做事，张啸林觉得这是自己扩张势力的好时机。于是在日军攻入上海市区后，张啸林主动联络日本人，对他们低头哈腰，为他们出谋划策，如愿谋得了一个“华商交易所监事”的差事。手里有了权力之后，张啸林开始对着上海的平民烧杀抢掠，一边为自己敛财，一边帮日本人镇压平民，获取粮油等重要生活物资。除此之外，为表“衷心”，他到处捕杀爱国志士，为日军通风报信，不断破坏抗日救亡活动，极大地阻碍了抗日活动。他的猖狂行为很快被军统盯上，戴笠向有着“辣手书生”之称的著名特务陈恭澍，下达了刺杀张啸林的指令。随后，陈恭澍开始行动，派人对张啸林实施了两次暗杀，但遗憾的是，两次行动竟然全部都失败了。在这种情况下，军统很难进行第三次暗杀。那时，杜月笙跟军统正秘密合作，他虽然迫于日军的淫威去了香港避难，却留下了自己的管家万墨林。一方面，他需要万墨林留在上海打理自己的产业；另一方面，他还需要通过万墨林跟上海的地下工作者传递情报。杜月笙和孟小冬为了帮助军统顺利除掉张啸林，杜月笙秘密联系万墨林，让他找机会除掉张啸林。为了刺杀张啸林，万墨林找了个名为林怀部的打手，此人身手敏捷，胆识过人，用来执行暗杀行动再合适不过。不过，万墨林知道，在这个节骨眼儿刺杀张啸林难于登天，除非可以接触到他的身边人。巧的是，他与张啸林的司机阿四关系十分不错。于是，他找到阿四，托他为张怀部找个差事。阿四见张怀部身手不错，便把他推荐给了张啸林做保镖。在张啸林身边时，林怀部一直忠心耿耿，逐渐取得了他的信任。见时机成熟后，林怀部刻意在张啸林会客的时候与人发生争执。听到楼下吵吵闹闹，张啸林果然从楼上探头出来骂他，趁此机会，他干净利落地开枪击毙了张啸林，随后趁乱逃跑。杜月笙和孟小冬如果说这次的刺杀行动让杜月笙见识到了万墨林的谋略，那么“高陶事件”，就让杜月笙见识到了他的胆识。抗战爆发后，汪精卫日渐向日军靠拢，完全忘记了民族大义。高宗武和陶希圣跟随汪精卫多年，他们看出了汪精卫投敌的意图，不愿跟他同流合污，于是带着“汪日密约”，准备弃暗投明，揭露汪伪政府的丑恶面目。杜月笙知道后，立刻联络身在上海的万墨林，要他无论如何也要帮助高、陶及其家人逃离上海。 1940年1月3日，在万墨林的精心安排下，高宗武、陶希圣二人成功坐上了驶离上海的轮船，顺利抵达香港。高、陶二人虽然离开了上海，但陶希圣的夫人万冰如和她的五个孩子还在上海。杜月笙（左）当时，汪精卫为了追回陶希圣，要万冰如带着两个孩子去香港劝返陶希圣，剩下的三个孩子则作为人质，继续扣留在上海。万冰如走后，剩下的三个孩子被更加严密地看守着，房门内外全是“76号特务”的人。在这种密不透风的布防下，万墨林如果想救出孩子，只能有一次机会，而且一旦失败，必死无疑。任务艰巨危险，不过万墨林并没有退缩。他趁汪精卫离开上海之际，派了二十多个打手，积极展开救援，最终把孩子们送离了上海。 1940年1月22日，高、陶二人在香港的《大公报》上曝光了“汪日密约”，揭露了汪伪政府卖国投敌和日本诱降政策的事实。这一系列的事件过后，杜月笙大大肯定了万墨林的能力，他开始在接下来的抗日活动中对万墨林委以重任。万墨林也不再仅仅是杜月笙的管家，而是完全成为了他的心腹。杜月笙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更是让杜月笙直接把万墨林视为了出生入死的兄弟。那时，日本人为了更好地扩展自己的势力，引诱了许多意志不坚定的中国人，把他们培养成了自己的爪牙，还在上海成立了日伪政权。当时上海市的市长傅筱庵就是日军培养起来的傀儡。傅筱庵原本是位利益熏心的商人，做了伪市长后，他依仗着日本人给他的权利，不断损害人民利益，甚至下令撤去了上海租界内的民国旗帜。傅筱庵的行为招致了各方的不满，1990年底，他突然遭到暗杀，被人在家中的床上乱刀砍死。后来证实，杀死傅筱庵的人名为朱升源，是跟在他身边多年的一位厨子。黄金荣朱升源虽然跟在傅筱庵身边许多年了，但他曾遭受过日军的迫害，对日本人和汉奸都恨之入骨。万墨林抓住了朱升源这个心理，顺利地买通了他。于是，朱升源在傅筱庵毫无防备地入睡之时，抡起菜刀砍死了他。事后，他面色如常地离开了傅府，跟前来接应他的军统人员一起逃离了上海。傅筱庵是日军精心培养起来的一个傀儡，他的死给日军带来了不小的损失，严重打乱了他们侵华的计划，影响了他们侵华的进程。气急败坏的日本人随即对傅筱庵的死展开了调查，而他们的第一个怀疑对象就是杜月笙。杜月笙先别管此事是否是杜月笙做的，他们早就看不惯与日军不对付的杜月笙，正巧没有理由收拾他。但此时杜月笙远在香港，他们只好把目光锁定在了杜月笙的心腹万墨林身上。不过他们一没有证据证明傅筱庵的死跟万墨林有关，二也根本抓不住万墨林。万墨林那时已经有了防备，身边保镖众多不说，还整日躲在法租界不出门。既然强抓不成，那就只能智取了。汪伪政府派“76号魔窟”的特务李士群打入青帮内部，要他引诱万墨林出来。李士群李士群通过收买青帮底层的吴四宝等人顺利进入青帮，并买通了为万墨林传送情报的朱文龙。朱文龙在李士群的授意下，给万墨林连拨三个电话，通知他有重要情报，并约他亲自见面。正直危急关头，万墨林十分谨慎，不愿离开租界。可朱文龙语气急切，似乎真的获取到了重要的情报。在一番权衡之后，万墨林还是决定跟他见面。可等他到了约定地点，才发现四面埋伏的都是汪伪政府的人，可为时已晚。万墨林单枪匹马，很快败下阵来，被以“暗杀市长傅筱庵嫌疑人”的罪名抓进了监狱。上海三大亨不过，他有没有杀害傅筱庵，是如何杀害傅筱庵的这些问题，在进了监狱后就变得都不重要了。要知道，他可是杜月笙门下的一员猛将，抓住了他就等于毁了杜月笙的一只胳膊，能很好地打击杜月笙在上海的势力。而且，万墨林不但知道杜月笙的许多秘密，还是杜月笙跟上海地下工作者之间的传话人。如果能从他嘴里撬出一些有用的情报和信息，汪伪政府的叛国路会“顺风顺水”得多。因此，比起探究傅筱庵的死，日军更想从他嘴里获取些重要的信息。杜月笙和孟小冬家国兴亡，匹夫有责。万墨林虽然不是什么文人志士，却也懂得这个道理。为了从他口中撬出有用信息，日军把他折磨得遍体鳞伤。可不论是滚烫的烙铁、高压的电击、恐怖的老虎凳甚至是穿骨酷刑，万墨林都凭着坚强的意志挺了过来，不论日军如何严刑拷打，他都一言不发。与此同时，杜月笙在外面展开了积极的救援行动，想方设法地要救他出来。不过，他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万一他看走了眼，万墨林在狱中叛变，那么他只好派人，设法将他击毙。好在万墨林没让他失望，直到杜月笙把他救出来，他都没有向日方透露半点信息。当万墨林被救出来后，他已经被折磨得皮开肉绽，不成人形。蒋中正远在香港的杜月笙知道后，连写三封信，对他说:“你对得起我，劳苦功高！” 就连蒋中正知道后，也特地派人给他送了5000元现金，对他进行慰问。经此一事后，杜月笙见识到了万墨林的傲骨衷心，对他不仅仅是看重，更多了几分钦佩。此后，杜月笙一直把他带在身边，万墨林也从未提过离开。解放战争胜利后，杜月笙带着亲人举家搬迁，连万墨林也一并带去了。此时的两人，不再像是主仆或者上下级，反倒更加像是亲人。

专栏内容推荐

当前用户设备UA：Mozilla/5.0 AppleWebKit/537.36 (KHTML, like Gecko; compatible; ClaudeBot/1.0; +claudebot@anthropic.com)